尺素金声 | 需求回暖有后劲，服务消费跃上新层次

相关：案例一：贵州省黔东南州对不正常运行环保设施且拒不整改行为同时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查封和行政拘留一、基本案情2015年1月14日，贵州省环境监察局联合黔东南州环境监察支队、黎平县环境保护局对贵州利南集团多晶硅材料有限公司进行现场监察，发现该公司2台(5#、8#)8000KVA的矿热炉处于生产状态，但其配套烟气处理设施运行不正常，不能有效收集处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大量烟气通过炉门和炉体直接排放，严重污染周边环境。

潘岳表示,据他了解,提出意见的专家学者都是长期关心环保事业的热心人士。新大气法已经吸纳了这些意见。

据潘岳介绍,大气法修订充分体现了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整个过程完全开放,听取公众意见贯穿始终。潘岳在向这些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外,更希望他们继续坦诚尖锐地提出批评意见,环保部将秉持开放,虚心听取。但是,在公众看来,蓝天易逝,好景难常。对此,潘岳认为,大气法也做到了这一点。潘岳认为,要从质量改善的需要倒推环保工作重点,而不局限于部分行业和企业的一两个指标。

据他介绍,大气法立法宗旨明确、制度主线清晰、监管措施严密、处罚违法有力,有诸多创新,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顺应了公众对改善环境质量的新期待,明确了新时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点。因此,这些环保专业人士提出,考核质量改善比考核总量减排便于公众监督。二氧化硫配额交易价格在最初十年相当稳定，在150-200美元之间波动，不过在2004年之后的波动性大。

成本节约至少有15%，甚至基于某些政策情景有可能达到90%。配额价格的大起大落和监管的失误并不能掩盖建立在总量控制基础上的配额交易机制的有效性。1990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清洁空气法》修正案，布什总统也签署了法案。1980年美加两国达成合作意向，但由于美国对减排成本的顾忌，迟迟没有采取实质性行动。

编写：林佳乔，linjiaqiao@reei.org.cn--------------------------------------------------------------------------------[1]刘世昕，电力行业将尝试排污权交易，《中国环境报》2001年6月4日。市场猜测此法规面临悬而未决的法律挑战（州政府会对联邦环保署的重审提出异议）。

而且，对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表明二氧化硫减排还带来了未曾料想的巨大公共健康收益。表：美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计划每年带来的收益（以2000年美元计，单位为亿美元）编自麻省理工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MITCEEPR2013年报告）[6]由于美国采用总量控制与排放权交易这种市场机制，达成预期环境目标的成本显著低于行政性控排政策的成本。造成配额价格的戏剧性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美国环保署决定要重新审阅州际间清洁空气法规（配额总量有不确定性）。果然，2006年6月，北卡罗来纳等州及一些电厂就州际间清洁空气法规(CAIR)起诉美国环保署，认为此法规下允许的州际间配额交易与之前清洁空气法案下要求的交易不一致，之前的交易规则强制要求每一个州控制那些对别的州实现和保持空气质量标准的排放。

主张没有区域限制进行配额交易的CAIR在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的诉讼中得到挑战。老布什1988年入主白宫后推动进一步修改清洁空气法案，立法机构也给予配合。美国电力企业在交易早期的交易量并不大，随着企业获得交易方面的更多经验，交易量增加数倍，从第一年的150万吨的交易量增加至三年之后的840万吨交易量。二氧化硫配额价格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监管政策和环境的变化，下图就展示了政策的变化对二氧化硫配额价格的影响。

第二阶段从2000年开始，将总计大约3200个火电机组全都纳入计划，预计全国每年的排放总量要降至895万吨。计划的第一阶段从1995年开始，主要针对美国密西西比河东部排放最为集中的110个电厂的263个污染最严重的机组。

酸雨计划的目标是以1980年的排放为基准，通过基于颁发排放许可证的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Cap&Trade)计划，1995年初至2009年底，二氧化硫年排放总量要削减1000万吨，占1980年年排放量的50%强。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获得这些收益的同时也需要国家层面稳定的政策支持，以及不同地域对于政策执行的一致性。

主要目的是通过市场机制来控制美国国内火电厂对大气的污染，因为这些电厂所燃烧的化石燃料被认为是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主要排放源，而这两种酸性气体也被认为是北美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酸雨产生的主要原因。另外，电力行业大气污染物的总量控制与空气质量标准之间的协调性，及其潜在的成本收益分析（尤其是在公共健康方面的收益），也需要政策制定者在相关政策出台前给予充分的考虑一部好的法律，应当对参与主体、方式、范围、程序等做出细致规定，但比照征求意见稿，正式发布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只有二十条，比较原则，落实起来比较困难，征求意见稿中一些细致的规定最后没有采纳。举报人的保护制度，也成了检验公众参与真实与否的最有力试剂。只有及时把最新的举报人保护制度引入环保领域，才能真正将民众的公共参与环保监督的热情维持下去。把举报方式仅只限于状告，或动辄以诬告罪相威胁，核实责任过度地压在信息弱势的举报人头上，这些是过去常有的不正常现象。

在责任落实方面，我们发现了污染线索，向有关部门举报，也遇到过以需要时间调查为由不了了之的情况。重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间环保组织志愿者告诉本报记者，自己在举报监督污染企业、督促部分乡镇解决污水和垃圾乱排问题时曾被基层政府扣留。

给举报人安全感则是让他们乐于举报的关键，担心受到打击报复是举报人的最大顾虑。张辉说，如征求意见稿中在环保决策过程中公众可以参与，无法参与可以寻求救济，而最后的正式文件里没有，公众没有决策权和救济渠道很难保障权利。

如果鸟儿沉默了矿工就知道他们面临危险，会立刻采取行动。为了鼓励公众参与对环保的监管，澳大利亚环保机构会时常向公众发放宣传小册，也举办各种讲座介绍如何收集有用的信息，怎样举报并公布举报电话和举报网站，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一旦民众发现有环境污染迹象，会知道立即向相应的监管机构如环境保护局、卫生厅、州劳保局、或所在地方政府、消防和救援等机构报告，然后由专门的监管机构根据举报采取后续行动，进行调查和评估并作出相应的处理。

有专家称，此次《办法》中从方便举报人行使监督权出发，承认一切途径与方式的举报行为，是一项进步。不过，澳大利亚政府也意识到对举报人的保护措施还有待完善，例如员工如果披露与工作有关的信息会面临风险，他们举报披露行为有可能被解释为个人对公司义务的破坏，可能导致他们的雇主采取法律行动对付这些举报人，因此澳大利亚仍在不断完善对举报人保护的法律，以便让举报人得到更为有效的保护。《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周凯发自重庆从盼温饱、求生存到盼环保、求生态，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污染形势严峻，构建良好的生态生存环境已成为当前社会公众最为关心的公共话题。专家表示，从举报人的本质上看，环境保护领域的举报人，与其他各生活关系领域的检举人一样，都是对违法犯罪或渎职滥权等腐败行为的告发与揭露，是一种自我承担的社会公民义务之行使，其告发行为很容易招来打击报复。

近日，环境保护部印发了《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作为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配套细则，其明确了保障公众获取环境信息、参与环境保护的权利，并将于9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事件导致了2人因此住院，4人感不适，结果该工厂被环保部门勒令关闭，之后新南威尔士州州政府还对该工厂进行了起诉。

目前，为加强对环保举报人的保护，此次出台的办法中明确提出，接受举报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在澳大利亚，举报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而保护公民举报权则是国家的责任。

公众参与程度越高环保保护就越有力。重庆一位民间环保公益组织负责人告诉记者，尽管各级政府在加大对环保社会组织的扶持和沟通力度，但在实际工作中，环保社会组织依然遇到诸多困难。

其次，一些重要的污染信息公开力度不够，有时我们向有关部门申请环保信息公开，一些部门以保密、遗留问题为由拒绝公开。公众参与仍存诸多难点由于中国环保公众参与起步较晚，公众参与环保的渠道有限、参与程序不够科学、获取信息难度较大，再加上参与者能力不足，公众参与环保的深度和广度也十分有限。广开举报途径，广集举报信息，这应是鼓励公众参与的正确态度。鼓励人们揭发不法行为并保护他们免遭报复是两个紧密联系的问题。

长期研究环保法制建设的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张辉一直在关注该办法出台的整个过程，征求意见稿让我欣喜。法律称对环保信息等一切相关行为公众有参与权，但其规定大都是纲领性的，并无与之配套的实施细则或单行的部门规章。

首先是一些基层政府不理解，甚至认为环保社会组织是在抹黑、捣乱，遇到过被基层工作人员阻拦的情况，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居民点做污染情况问卷调查，结果问卷被当地乡镇干部撕掉。此外，还必须畅通救济渠道、完善救济制度，这样才能让各级政府真正落实公众参与的责任。

举报人保护亟待制度化有舆论认为，一直以来，但凡提到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总让人有种有名无实之感。同时，公众必须参与到环境决策中，仅靠事后参与难以达到参与效果。